
在上一篇文章《红四方面军山头到底谁发展得最好?并非徐向前》里,我提到红四方面军中发展得最好的并不是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徐向前,也不是被授予大将军衔的王树声,而是没有参加授衔的李先念。
抗战开始时,李先念带领着一百六十多人的游击队,在中原地区开辟了一片解放区。这片解放区覆盖了湖北、河南、安徽、湖南和江西五个省份,他的主要部队发展到了六万人,还有三十万民兵支持。根据地管辖的人口达到了一千三百多万。虽然李先念的部队名义上是新四军第五师,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央直接管辖的一个独立的战略区域。
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,中原地区是全国六大战略区之一,和其他五大战略区并肩作战。在这些战略区里,李先念独自挑起大梁,早就成为了中原地区的总负责人,包括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。当时,除了晋绥地区的贺龙之外,其他四个战略区的领导人都是中央红军的骨干出身。而中原战略区的统帅是红四方面军的将领,这也算是为红四方面军争了一口气。
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色的李先念,在中共七大的时候被选为中央委员。他是红四方面军中仅有的两位中央委员之一,这让他在党内地位与老领导徐向前相当。而像粟裕、黄克诚、谭政这些人都还是中央候补委员。
徐向前在抗战期间一直是作为军事副手的身份,1940年他还被调回延安,远离了前线战场。相比之下,李先念在这一时期掌管了党政军大权。因此,抗战结束后,李先念的成就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老领导徐向前。
再来看看红四方面军中的其他领导,比如副总指挥王树声、政治部主任周纯全、参谋长倪志亮等,他们甚至连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都没有,职位也比不上李先念,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。
在红军时期,红四方面军人才济济,名将众多。那么,抗战前只是一个军级干部的李先念,为什么能在抗战中脱颖而出,担任重要战略区的主帅,并成为红四方面军中最耀眼的将领呢?
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的李先念为什么能得到中央的信任?中央又为什么给他机会去创建一个新的战略区呢?
要知道,抗战刚开始的时候,李先念的处境相当艰难。中央决定让他去129师担任一个营长,虽然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,干部们都降级使用,但像李先念这样从军级直接降到营级的情况并不多见。再加上129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来,许多原来比他低级别的干部现在都成了他的上级,换成是你,听到这样的消息会不会也感到非常不满呢?
李先念26岁就当上了军政委,他的红30军有2万人马,比中央红军任意一个军的兵力都多,装备也很好,战功赫赫。担任八路军的师级干部也是合适的,结果却被一撸到底。
主席还是很关心李先念的,决定让他去新四军四支队担任参谋长,这个职位相当于旅参谋长。虽然职位不算太高,但总比当营级干部要好一些。
主席让李先念去四支队当参谋长,与高敬亭一起工作,这显示了主席对李先念的信任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那时候高敬亭不太听中央的指示,迟迟不肯向东推进,但他又在四支队里很有威望,这让主席感到非常头疼。中央只能通过劝说和教育的方式,希望他能有所觉悟和改变。
因此,主席安排了不少原来鄂豫皖根据地的干部到四支队工作。这些干部大多来自支持中央的红25军,比如郑位三、郭述申、戴季英等。最终,主席还派出了徐海东接替高某的职位,才终于解决了鄂豫皖地区组建新四军四支队的问题。
主席派红四方面军的老将李先念去四支队,表明主席已经很信任李先念了,希望通过他来影响那个不服从命令的高敬亭。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朋友,可以看看我以前写的文章,比如《为新四军提供最多兵力的高敬亭为何逐渐失去中央信任》和《徐海东为主席立下的两大奇功是什么》。
在路上去华中的时候,李先念遇到了意外变故。中原局的组织部长,同时也是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理治看中了他,想让他留在鄂豫边区担任军事部长,代替彭雪枫的位置。不过,朱理治没有最终决定权,需要向中央请示,好在中央很快就同意了这个提议。
鄂豫边区的军事部长虽然没什么背景,但自己是军事一把手,上面没人管,不用看别人脸色,还有中央的政策和资源支持。在老家门口拉队伍,没啥问题。果然,李先念在拉队伍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原局和中央的大力支持。中央派来了不少干部,尤其是军事干部,协助李先念开辟根据地。
那么,党中央为何如此支持李先念?这要从李先念与党中央,特别是主席的紧密关系说起。
1935年6月,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即将在长征途中会师。徐向前派红三十军的第88师和红九军的一部分去迎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。这支队伍的领头人是红三十军的政委李先念。
李先念在中央领导面前得到了表现的机会。接到任务后,他为迎接中央做了充分准备。不仅部署兵力控制要道,确保中央的安全,还筹集了大量的粮食、牛羊和其他军需物资。1935年6月18日晚,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李先念,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。这其中还包括后来的中原局书记、中共二把手刘少奇。当时,四方面军和中央还没闹掰,刚会师时大家都怀着喜悦的心情。对于损失惨重的中央红军来说,会师后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各方面的接济,无异于雪中送炭。而第一个与他们见面的四方面军高级将领李先念,给红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当时主席的心情应该和后来在陕北见到徐海东时差不多。
因为这段经历,李先念在主席的心里有了特殊的地位。后来,红一、四方面军合并成左右两路大军北上,李先念所在的30军也和中央以及红一方面军的红一、三军编在一起,有了和中央领导层接触的机会。
不久,老张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,李先念虽然参与了这次草地之旅,但由于他的职位不算高,无法发挥太大作用,也没有给中央留下不好的印象。
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,李先念被任命为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委员,负责统一指挥剩余部队。他带领着1500多名残部向新疆转移,成为了当时中央最关心的人。西路军仅存的这点力量能否成功脱险,这是主席最担心的问题。果然,李先念不负众望,最终成功抵达新疆,完成了西路军交给他的任务,并且为中央保存了400多名重要的军事骨干,立下了大功。
到了新疆,迎接他们的是中央代表陈云。陈云不仅是中央领导成员,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。回到延安后,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,负责党内的人事安排。在新疆期间,陈云和李先念住得很近,两人成了好朋友。作为军级干部,李先念也因此在中央扩大了人脉,让更多的中央领导了解他。新中国成立后,李先念调到中央工作,这得益于陈云的推荐。
等李先念等人从新疆回到延安,已经是1937年12月底了。此时,华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结束了正面作战,八路军则转移到敌后,建立抗日根据地。虽然他们错过了抗战初期的一些重要战斗,但他们的归来时机其实不错。因为在延安正在进行反对老张路线的斗争,他们正好避开了这场批评。
许世友、王建安、刘世模、洪学智这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,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他们忍受不了批判,准备离开延安去四川打游击,结果被抓,还被判了刑。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因此受到影响,他们的前途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。
那时,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军官们主要去了两个方向。当西路军成立时,红四方面军原有的部队包括四个军,分别是红30军、红9军、红4军和红31军,还有一个骑兵师。其中,有一些部队过了河。
第三十军(军长程世才,政委李先念)
红九军(军长是孙玉清,政委是陈海松)。
董俊彦担任师长,秦贤道是政委的骑兵部队。
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之前没有参加过渡河行动,后来它们被改编成了援西军。全面抗战开始后,援西军又被改编成了129师。129师跟随刘伯承出征,逐渐形成了晋冀鲁豫战略大区。这一支红四方面军的力量主要在刘伯承的指挥下,包括陈锡联、王近山、胡奇才、张才千、徐深吉等师级将领。他们当时还不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,还在成长阶段,级别也不够高,所以没有能力开辟一个新的战略区。而像王宏坤、陈再道、王新亭等军级将领,由于有刘伯承在上,只能被派去开辟像冀南这样的小战略区。
还有几个高级将领没有跟随西路军过河,也没有加入援西军,比如许世友、王建安、张广才、刘世模、洪学智等人。后来,他们中的一些人跟随徐帅去了山东,但徐帅在山东只待了一年就离开了。最终,中央选择了罗荣桓担任山东党政军的领导,其他人自然就没有这样的机会,最多也只能担任军分区司令。
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李先念有开创战略区的能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我之前在文章《山东根据地有徐向前和陈光等名将,为何主席偏偏选择了罗荣桓为主帅?》中分析过,为什么军事能力不是最强的罗荣桓能够成为山东战略区的主帅呢?
随着抗战的进行,沦陷区变成了敌我顽友混杂的地方。这里有日伪军、国民党顽固派,还有与我们党军关系不错的国民党军队,还有各种杂牌武装,像是群雄割据的场面。所以,要想发展壮大,不仅要解决军事问题,还要发展统一战线、建立政权、发动群众、发展经济、培养干部,甚至党的整风,这些问题比军事问题更加重要和复杂。
中央决定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后,大规模的正面战斗变得很少见了。军事行动的重要性下降了,取而代之的是对全局掌控能力的考验。谁能更好地协调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,谁就能从一个指挥官晋升为更高层次的战略家。
很少有人能成功转型,那些转型成功的人多数是做政治工作的干部,而不是军事干部。比如,聂帅开创了晋察冀地区,罗帅发展了山东,陈毅在华中的崛起也是从政工做起的,他有刘少奇和小饶的支持。贺老总在晋绥地区也有关向应的帮助,刘帅在晋冀鲁豫地区则是得到了小平同志的辅助。总的来说,光靠军事才能是很难独自开创一个大战略区的。
李先念原来是政工干部,还担任过军政委。追溯他的历史,李先念并不是从军中出身,而是地方干部。他曾担任过中共高桥区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主席,还当过(黄)陂(黄)安南县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主席。
从地方成长起来的军事和政工干部,特别擅长做群众工作,知道怎样建立和壮大政权,怎样组建和发展武装力量。李先念同志既有地方工作经验,也有军队经历,他在党政军各方面都有所涉猎,因此具备了开创和管理大型战略区域的能力。
这一点和罗帅很相似。在之前的文章《中央为何在山东换帅?朱瑞和罗荣桓到底有什么不同?》里,我也探讨过为什么罗帅能独自掌控山东。罗帅并不是从军校出身,是阴差阳错地去了井冈山。最早上井冈山的那批人,全程参与了毛主席探索在中国农村建立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过程,罗帅也在其中耳濡目染,逐渐掌握了建立根据地的本领,为后来独自掌管东北打下了基础。
尤其是他们还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。这次会议解决了如何在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战争中建设党、建设军队的问题,为中共从以城市为中心转向以农村为中心奠定了重要基础。罗荣桓全程参与了这次会议。
在跟随领导人的战斗岁月里,他深深体会到了领导人对只重视军事而忽视民众工作的批评。由于他在动员民众和建立根据地方面表现出色,得到了领导人的高度赞扬,也因此积累了宝贵的根据地建设经验。
第三个特点是李先念特别擅长团结人。无论是性格好还是不好,来自哪里的人查查配配资,只要和他接触过,他都能相处得很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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